實踐中，幾乎所有的保險公司都已將“機動車未按時年檢”作為車輛商業險保險責任的除外條款。如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機動車商業保險條款-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第10項“除另有約定外，發生保險事故時被保險機動車無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或號牌，或未按規定檢驗或檢驗不合格的不論任何原因造成的對第三者的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但是，未按時年檢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法院對于保險公司能否因車輛未按時年檢而拒賠作出的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筆者通過檢索上海市各級法院針對該類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發現司法實踐中，針對該類案件主要有兩大裁判路徑。

侵權路徑是法院裁判這類案件的兩大主要路徑之一。在該路徑中，法院會考慮機動車未年檢是否為導致保險事故發生的原因，若機動車未年檢并非導致事故發生的原因，則法院不會支持保險公司拒絕進行保險理賠。因為因果關系是侵權行為成立的要件，所以筆者將這一路徑稱為“侵權路徑”。在上海法院審結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各個法院均有采用侵權路徑進行裁判的案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15）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2896號案，該案也因其代表性被收錄于威科先行經典案例庫。

在該案中，張某駕駛機動車與騎行助動車的徐某發生碰撞，導致徐某九級傷殘。事故發生時，張某機動車投保了平安保險公司的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但未按時年檢。雖然事故發生后機動車年檢合格，但平安保險公司因事故發生時未年檢主張拒絕賠償。一審中，長寧法院判決支持了保險公司的拒賠要求，但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二審中卻推翻了一審法院的判決。本案二審法院推翻一審判決的理由大致闡明了機動車年檢條款裁判侵權路徑考量的兩個因素：

侵權裁判路徑下，首先是對機動車年檢這一行為進行性質認定。在性質上，機動車年檢是國家對機動車的一種行政管理行為，機動車未年檢并不必然導致車輛安全技術指標未達標。年檢僅是國家對機動車達到安全技術要求的確認，未年檢并不意味著機動車達不到安全技術要求。機動車行駛證的有效期也并不是機動車因不符安全技術指標而報廢的截止日期。車輛未按要求及時年檢僅僅會導致行政法律責任，而并不會產生民事法律責任。

除了對機動車年檢行為進行性質認定以外，侵權案裁判路徑的核心在于對車輛未按時年檢與保險事故發生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的考察。若車輛未及時年檢對導致保險事故沒有產生原因力，則法院并不會支持保險公司以“車輛未年檢”條款拒絕進行保險理賠。如前述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法院認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張某違章駕駛，未年檢的機動車并不是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近因，故逾期未年檢與本案損害結果發生之間并不存在民法上的因果關系。

合同路徑是該類案件裁判的另一主要路徑。在該路徑中，法院并不會考慮機動車未年檢與保險事故發生的關系，而是在保險法的規定之內，結合保險合同的約定對案件進行裁判。在此裁判方式之下，大部分法院會考察保險人對免責條款是否進行了提示或者說明義務以得出判決結果。除此之外，還有部分法院會對機動車未年檢是否導致事故發生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進行考察。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2015）滬二中民六（商）再中字第2號案的裁判思維即體現了合同路徑的特色。

在該案中，黃某某以其所有的車輛向平安保險公司投保了車輛損失險。在責任免除部分規定，發生意外事故時，保險車輛未在規定檢驗期限內進行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或檢驗未通過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2013年10月11日，黃某某駕駛被保險車輛與案外人陳某某駕駛的車輛發生追尾，造成被保險機動車損壞。保險事故發生時，黃某某的被保險機動車輛超過安全檢驗有效期未檢驗。保險事故發生后，黃某某對被保險機動車輛進行了補檢并通過。平安保險公司以黃某某車輛未在規定檢驗期內進行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為由拒賠。黃某某遂訴至法院，要求判令保險公司支付車輛修理等費用。后該案歷經一審、二審、再審，并由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定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體現了合同路徑下法院在裁判該類案件時考量的主要因素：

合同路徑下，首先是對保險合同中的機動車未按時年檢拒賠條款性質進行了認定。根據《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的規定，保險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責任免除條款屬于免責條款，則該機動車未按時年檢拒賠條款為免責的格式條款，保險人對于免責的格式條款應當進行提示或者明確說明。其次是對車輛年檢行為性質的考察。對機動車進行年檢的規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16條，因此，對機動車進行年檢屬于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根據《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的規定，保險人將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規定情形作為保險合同免責事由的進行提示即可。

因此，在機動車未按時年檢拒賠保險條款裁判的合同路徑下，保險公司是否就拒賠條款對保險人進行了提示成為能否拒賠的決定性因素。在前述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法院認定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已經對該免責條款進行了提示，因而支持了保險公司的拒賠要求。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與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兩案的裁判所采用的不同裁判路徑，正代表了司法實踐中對該類案件的裁判爭議。從兩種裁判路徑下各自的論證方式來看，并沒有哪一裁判路徑比另一裁判路徑更具有合理性。在第一種路徑中，行政法律責任與民事法律責任的確是兩種各自獨立的法律責任，行政違法并不會導致承擔民事責任，何況從因果關系的角度考察時，機動車未年檢也的確未影響到保險事故的發生。第二種裁判路徑從免責條款的效力角度著手進行判決同樣具有合理性。

在關注到兩種裁判均具有合理性的同時，我們同樣應當注意比較兩種裁判路徑的差異性。在上海市一中院與二中院所審理的兩案中，一中院的案件為民庭法官審理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而二中院的案件為商事庭法官審理的保險合同糾紛案件。一中院從侵權的角度進行考察，則因果關系當然成為考慮的因素，所以一中院的案件從因果關系的角度否認保險公司拒賠的合理性；二中院從合同的角度進行考察，因果關系自然不會成為法官考慮的因素，所以二中院的案件中并沒有對因果關系進行論述。

因司法實踐中就“機動車年檢”保險條款而發生的侵權路徑與合同路徑之爭均具有自身論證的合理性，要解決兩種裁判路徑的爭議必須從兩種路徑之外尋找答案。機動車商業三者險屬于責任保險的范疇，根據保險法的一般規定，在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向第三人進行賠償之前，保險人并不能對被保險人進行理賠，被保險人也僅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之下才具有直接請求保險人進行賠償的權利。據此，一般的責任保險案件需要經歷先侵權、后合同的過程，被保險人承擔責任的依據為侵權行為、保險人承擔責任的依據則是保險合同。

機動車商業三者險屬于保險法對責任保險一般規定的例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院在審理侵權案件中可以審理商業險理賠部分，因此，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實際上是將一般責任保險中先侵權、后合同的過程進行合并。法院審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的過程實際是機動車道路侵權案件與保險合同糾紛案件兩案合并處理的過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這一特殊規定所發揮的作用僅是將兩個本該分別處理的案件合并處理，改變了案件的審理結構而并未改變案件中各方當事人承擔責任的基礎。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中，被保險人承擔責任的基礎依舊為侵權行為，而保險人承擔責任的基礎仍是保險合同。

由此，法院在判定被保險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時，自然應當基于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對因果關系進行判斷。從因果關系的角度，機動車是否年檢自然不能成為被保險人是否承擔責任的影響因素。但是，保險人因基于合同的約定承擔責任，在判定保險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時則應當從保險合同的角度進行考察，既然合同中已明確就未按時年檢作為免責事由，則法院即應當就該條款的效力進行認定。在一中院與二中院的兩個案件中，一中院的案件在審理時并未能區分侵權和違約的區別，考慮保險合同自身的特點，充分認識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兩案并一案的特點，判定保險公司承擔責任時存在著以侵權思維審理合同案件的誤區。而二中院的案件因為僅是合同糾紛案件，法院在審理時并未受到侵權思維的影響，單從合同的角度對案件進行審理的做法是合乎法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實踐中有觀點指出保險合同也應當遵循近因原則，進而論證因機動車未按時年檢而引發的糾紛中考察因果關系的合理性。但是對于非原因類的免責來說，如無證駕駛、車輛未經檢驗、場地、醉酒、逃逸等類似情況下，如果從因果關系中考察保險公司保險條款是否適用，往往使得保險公司無法證明事故與上述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保險采用的大數法則，相關費用的厘定顯然是建立在條款設置有效的基礎之上，如果合同的條款過多地被改變，相應的保險市場規則顯然也會被動改變。據此，在該類糾紛中，即便要考慮因果關系，也應當同時對保險合同中的價格體系、社會影響等因素進行考察。侵權路徑下僅僅以機動車未年檢不是事故發生的原因而不支持保險公司的做法導致法院武斷地否認合同效力，是對民商事交易中契約自由的侵害。其實，對于保險公司來說，上述行為并非不可承保，比如有的就曾經推出過酒后駕駛方面的保險，但由于社會的反對，該險種最終被監管部門叫停。因此，法院在判決時應該考慮保險合同本身的特性，尊重保險合同的約定，如果類似條款無效應該向相關部門進行建議，修改類似條款，否則，雖然保護了部分車主的利益，但對廣大遵紀守法的被保險人也是一種損害。

（作者：崔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