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經濟全球化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商業秘密作為企業核心知識產權要素的戰略地位持續提升，已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商業秘密侵權糾紛頻發，侵權行為不僅導致權利人遭受直接經濟損失，更可能引發技術路線泄露、客戶資源流失等系統性風險。商業秘密的保護范疇不僅涵蓋技術方案、工藝參數等技術信息，還包括經營決策、客戶網絡、定價策略等經營信息。這些商業資源的安全性直接關系到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市場競爭地位、資產增值能力及可持續發展空間。因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和認定標準，幫助企業等市場主體強化自身對于商業秘密侵權案件的預防與應對能力。
1 什么是商業秘密？
根據《民法典》第123條規定，商業秘密屬于知識產權的客體之一。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第4款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并經權利人采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1條第2款、第3款規定：“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創意、管理、銷售、財務、計劃、樣本、招投標材料、客戶信息、數據等信息，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經營信息。前款所稱的客戶信息，包括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習慣、意向、內容等信息。”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當事人訴訟問題解答（2023年）》中明確：技術信息主要包括“與技術有關的結構、原料、組分、配方、材料、樣品、樣式、植物新品種繁殖材料、工藝、方法或其步驟、算法、數據、計算機程序及其有關文檔等信息”；經營信息主要包括“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創意、管理、銷售、財務、計劃、樣本、招投標材料、客戶信息、數據等信息。客戶信息，包括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以及交易習慣、意向、內容等信息”。
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符合商業秘密需要滿足三個構成要件：秘密性（非公知性）——涉嫌侵權行為發生時，該信息不為所屬領域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價值性（商業價值性）——能為權利人帶來現實或潛在的經濟利益或競爭優勢；保密性（保密措施）——權利人采取合理措施防止信息泄露。
2 秘密性（非公知性）如何認定？
（一）秘密性往往是商業秘密司法認定的難點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20〕7號）（以下簡稱《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于秘密性的立法模式采用“定義+反向列舉”。《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4條反向列舉了“為公眾所知悉”的情形，包括：“（1）該信息在所屬領域屬于一般常識或者行業慣例的；（2）該信息僅涉及產品的尺寸、結構、材料、部件的簡單組合等內容，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通過觀察上市產品即可直接獲得的；（3）該信息已經在公開出版物或者其他媒體上公開披露的；（4）該信息已通過公開的報告會、展覽等方式公開的；（5）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從其他公開渠道可以獲得該信息的。但是，將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進行整理、改進、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符合本規定第三條規定的，應當認定該新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
在濟南思克測試技術有限公司與濟南蘭光機電技術有限公司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上訴案中［參見案例：（2020）最高法知民終538號］，最高院在該案裁判中進一步明晰了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第1款的法律適用邏輯。根據該規則，在商業秘密侵權民事訴訟中，權利主張者應首先完成兩項初步舉證義務：一是證明其對涉案商業秘密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二是證明存在被訴侵權行為。當權利人完成上述舉證后，關于商業秘密“秘密性”這一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將發生倒置，由被訴侵權人承擔證明該商業秘密已為公眾知悉的舉證義務。該裁判規則的重大突破在于，通過法定舉證責任倒置機制，有效解決了商業秘密權利人在訴訟中就“秘密性”要件舉證困難的實踐難題，為商業秘密司法保護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規則指引。
司法實踐中，對商業信息秘密性的審查通常參照《專利法》第22條規定的新穎性判斷標準，采用“單獨對比原則”進行技術比對。具體而言，將涉案信息與單一份獨立公開載體（如專利文獻、行業報告等）中披露的內容進行逐項比對，若兩者存在實質性差異，則可認定涉案信息在侵權行為發生時具有秘密性［參見案例：（2021）最高法知民終814號］。值得強調的是：即便涉案信息存在部分公開要素，只要其整體技術方案或要素組合尚未被在先公開文獻完整披露，仍應認定符合《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規定的秘密性要件。例如，深圳花兒綻放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盤興數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一案中，鑒定機構在鑒定意見中表明涉案4個文件中的部分代碼在2018年10月18日之前已被開源軟件庫公開，但均僅涉及該些文件中的部分代碼片段，最高院認為無法證明該些文件中的源代碼整體已被公開，且代碼中涉及程序的組織結構、調用關系、執行邏輯等，應將一個源代碼文件作為一個整體對待，不應將一個完整代碼進行部分切分而判斷是否“為公眾所知悉”，故最高院對鑒定意見書中關于4個文件中的部分代碼已被公開的鑒定結論不予采信［參見案例：（2021）最高法知民終2298號］。這種認定規則既確保了商業秘密保護的技術門檻，又通過允許“部分創新+整體創新”的雙重認定路徑，有效平衡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擴散的社會公共利益。
（二）秘密性的構成要素
根據秘密性的定義可知，秘密性的構成要素有三：
1.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以侵權行為發生時作為判斷信息非公知性的時點，即使后續因其他原因進入公知領域，只要在侵權行為實施的特定時間維度內，該信息仍處于不為公眾所知悉的狀態，即應認定為符合商業秘密構成要件。這一要素既保證了商業秘密保護的時間確定性，又通過設置動態認定標準，有效平衡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信息合理傳播的社會公共利益。
2.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法律語境下的“公眾”范疇并非泛指社會全體成員，而是特指“與權利人經濟活動具有直接關聯性的特定行業領域的專業人員群體”。
司法裁判實踐中，對該群體范圍的界定通常結合以下維度綜合判定：其一，企業所屬行業特性與技術領域的專業關聯性；其二，相關人員與權利人之間的業務聯系緊密度；其三，該群體接觸涉案信息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背景；其四，行業慣例中對特定信息知悉范圍的合理預期。通過這種多維度的界定標準，既確保了商業秘密保護的適度邊界，又兼顧了技術信息在行業領域內的合理傳播需求。例如，在網易有道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等與北京猿力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該案一審中就涉案經營信息的非公知性認為，第一，商業秘密性要件中的“不為公眾所知悉”中的“公眾”并非泛指所有公眾，而應指與權利人從事的特定行業相關，與其經營活動具有直接競爭關系的特定群體。本案中，在線教育培訓平臺及其授課老師均可視為“公眾”。作為教育培訓合同非相對方，授課老師一般不可能接觸到學員真實姓名、地址、手機號等個人隱私信息［參見案例：（2022）京73民終11號］。
3.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雖然我國現行立法未對“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要件作出明確界定，但司法實踐中可通過法定抗辯事由體系推導其內涵。
（三）技術信息的秘密性判定
具體而言，對于技術信息的秘密性判定，通常可以以權利人投入的勞動及資金等成本為考量因素加以認定。例如，在大連倍通數據平臺管理中心、崔恒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一案中，對于該案涉案技術信息的秘密性，最高院認為：首先，涉案技術信息是倍通數據付出創造性勞動而獲得的成果。倍通數據為了向醫藥企業提供技術支持，聘用崔恒吉在內的多名計算機軟件技術人員組成團隊共同開發爬蟲平臺項目，并且投入數據技術部成本25.2萬元，涉案技術信息凝聚了研發人員的智力成果和技術能力，并非所屬領域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的智力成果。而且，崔恒吉為獲得涉案技術信息，不惜違反公司嚴格的保密規定，采取外發郵件的方式獲取涉案技術信息，而非從所屬領域人員普遍知悉的平臺或渠道獲取，反證了涉案技術信息不為公眾普遍知悉。因此，倍通數據已經盡到初步的舉證責任，在案證據可以初步證明涉案技術信息不為公眾所知悉。崔恒吉雖然主張涉案技術信息具有公知性、已被普遍使用，但并未提交反證予以證明。且爬蟲技術的概念、分類、功能、策略等文字敘述材料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公開渠道獲得，并不意味著涉案技術信息為公眾所知悉［參見案例：（2021）最高法知民終1687號］。又如，在翟某等與某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上訴案中，最高院認為，翟某等提交的在案證據均不足以證明涉案技術信息在2012年1月21日前已為所屬領域相關人員所知悉。具體認定主要理由在于：（1）翟某等提交的在案證據中，沒有任何一份證據能夠證明某有限公司、某（北京）有限公司用于定義1339個油氣藏屬性的474個技術名詞的表征方式，屬于所屬領域的常用表征方式或業內公知常識，也沒有任何一份證據單獨、完整地公開了涉案技術信息所包含的474個技術參數；（2）即便任何一個油氣藏的參數和參數對應的工程數據可以通過搜集遍布全球各地的期刊、圖書、網站等公開渠道披露的信息而獲得，但搜集、分類、整理、匯總這些信息的過程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涉案1339個油氣藏項下的工程數據匯總絕非所屬領域相關人員從公有領域即能容易獲得的技術信息［參見案例：（2022）最高法知民終901號］。另外，還可以以反向工程的可行性作為一種考量要素，必要時可引入技術司法鑒定程序輔助事實認定［參見案例：（2021）最高法知民終1281號］。“反向工程”是指通過技術手段對從公開渠道取得的產品進行拆卸、測繪、分析等手段而獲得該產品的有關技術信息，反向工程抗辯是技術秘密侵權糾紛案件中常見的抗辯事由［參見案例：（2020）最高法知民終9號］。
（四）經營信息的秘密性判定
對于經營信息的秘密性判定，則需綜合評估權利人在信息形成過程中投入的智力勞動、資金成本以及權利人與客戶群體之間的長期交易穩定性（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江蘇省公安廳辦理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這種差異化的認定標準既保持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又兼顧了技術信息與經營信息的不同屬性特征，為司法裁判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導框架。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針對微信群這類具有封閉性質的通訊工具中產生的經營信息，是否可以認定具有秘密性？企業通過微信群等數字化平臺建立的客戶集群，若符合特定構成要件，則可以構成商業秘密。此類客戶集群具有三重特征：一是人員構成上具有顯著的行業關聯性，客戶群體基于共同需求被精準篩選和聚合；二是信息內容上形成了高度結構化的交易特征庫，涵蓋交易習慣、采購意向等深度經營信息；三是互動機制上構建了實時動態更新的信息交互系統。相較于傳統客戶信息名冊，其商業價值主要體現在：通過數字技術手段實現客戶需求的精準畫像，形成具有排他性的交易機會數據庫；依托持續互動機制產生的客戶行為數據，構成企業市場競爭的核心資源要素。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規定，此類客戶集群若同時滿足秘密性、保密性、價值性要件，應當認定為具有商業秘密屬性。司法實踐中，也有法院認為客戶微信群具有非公開性和商業價值，且采取了保密舉措，故屬于商業秘密，應當予以保護［參見案例：（2021）川01民終17684號］。
3 價值性（商業價值性）如何認定？
《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7條規定：“權利人請求保護的信息因不為公眾所知悉而具有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商業價值的，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具有商業價值。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階段性成果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經審查可以認定該成果具有商業價值。”因此，商業價值，是指商業秘密作為信息載體所具有的財產屬性，具體表現為該信息因具有秘密性特征而能夠為權利人創造現實的（已經實現的）或潛在的（未來可能實現的）經濟利益。最高院指出，關于涉案技術信息是否具備價值性，判斷信息是否滿足價值性的要求，重點是分析該信息是否具有能夠給權利人確立起相對于競爭對手而言具有競爭優勢之現實或潛在的商業價值，即該商業價值不限于已經實際產生的價值，還包括可能帶來的價值。同時，商業秘密的價值既包括使用該商業秘密給其帶來的價值增長，也包括使用該商業秘密為其避免的價值減損或者成本付出［參見案例：（2022）最高法知民終901號］。值得注意的是：《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7條第1款關于“商業價值”的定義中，刪除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中“能為權利人帶來競爭優勢的”這一條件和要求，與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保持一致，這降低了商業秘密的門檻，即無論是否產生競爭優勢，只要在商業上具有價值即可。另外，根據該條司法解釋，即便研發沒有形成最終成果，階段性成果有價值的也可以列入商業秘密范疇。
在商業秘密保護體系中，商業價值在三要件中占據重要地位，因為其評估結果將直接左右侵權案件的損害賠償金額。那么商業價值的高低如何認定？對此，《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19條規定：“因侵權行為導致商業秘密為公眾所知悉的，人民法院依法確定賠償數額時，可以考慮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人民法院認定前款所稱的商業價值，應當考慮研究開發成本、實施該項商業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競爭優勢的時間等因素。”
司法實踐中，若某商業信息能夠給企業帶來商業利益，通常就可以認定涉案信息符合價值性要件。例如，在浙江吉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與威某汽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上訴案中，關于涉案技術秘密是否具有商業價值，最高院認為：涉案技術秘密的商業價值主要體現之一是，涉案新能源汽車底盤應用技術將給吉利方帶來巨大競爭優勢及商業利益，吉利方對涉案新能源汽車底盤應用技術的研發源于吉利集團與成都某委員會等簽訂的項目建設協議。根據該協議，吉利方該項目全面達產后將新增年產值100億元，年創稅收約8億元。故而該項目如若順利推進，將使得吉利方在電動汽車市場上取得顯著競爭優勢，并可以為其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應認為涉案技術秘密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參見案例：（2023）最高法知民終1590號］。另外，研發主體在技術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失敗的實驗記錄及相關數據，無論對其自身還是行業競爭者而言，均蘊含著顯著的商業價值。通過分析這些數據，研發主體能夠避免重復試驗，從而有效減少研發成本，縮短開發周期。對于行業內其他主體來說，此類信息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幫助其優化研發路徑，規避潛在風險。從經濟學角度看，這類信息資源雖未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但其所具備的可利用性和稀缺性特征，使其具有明確的資產屬性，能夠為權利人帶來預期收益。
4 保密性（保密措施）如何認定？
根據《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5條的規定，保密措施是指“權利人為防止商業秘密泄露，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以前所采取的合理保密措施”。
認定權利人是否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應當綜合考慮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的性質、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保密措施的可識別程度、保密措施與商業秘密的對應程度以及權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具體而言，認定符合“權利人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要求保密措施須針對于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的性質而設計，從而具有適當性和針對性；要求保密措施能夠被特定主體加以識別并清晰地意識到其應對該商業信息予以保密；要求保密措施與商業秘密相對應，保密措施必須達到特定、具體并對應于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的程度；要求保密措施必須體現出權利人的保密意愿，如果權利人并無進行保密的目的，也就并無必要對該商業信息加以保護等等。例如，在浙江吉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與威某汽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上訴案中，最高院認為：吉利方對涉案技術秘密采取了制定規章制度進行保密管理、與員工簽訂保密協議、在圖紙以及技術文件上明確標注保密要求及標記、要求供應商承擔保密義務等多種保密措施，吉某方對涉案技術秘密已采取相應的保密措施［參見案例：（2023）最高法知民終1590號］。
采取保密措施不要求是絕對的、無缺陷的措施。對此，《商業秘密司法解釋》第6條進行列舉，權利人只要采取下列情形之一使得正常情況下足以防止商業秘密泄漏的，即可被認定采取了相應保密措施：“（一）簽訂保密協議或者在合同中約定保密義務的；（二）通過章程、培訓、規章制度、書面告知等方式，對能夠接觸、獲取商業秘密的員工、前員工、供應商、客戶、來訪者等提出保密要求的；（三）對涉密的廠房、車間等生產經營場所限制來訪者或者進行區分管理的;（四）以標記、分類、隔離、加密、封存、限制能夠接觸或者獲取的人員范圍等方式，對商業秘密及其載體進行區分和管理的；（五）對能夠接觸、獲取商業秘密的計算機設備、電子設備、網絡設備、存儲設備、軟件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訪問、存儲、復制等措施的；（六）要求離職員工登記、返還、清除、銷毀其接觸或者獲取的商業秘密及其載體，繼續承擔保密義務的；（七）采取其他合理保密措施的。”
結 語
商業秘密保護需把握三大核心要件：秘密性決定保護范圍，價值性衡量維權意義，保密性筑牢防御屏障。企業應加強商業秘密的管理和保護措施，建立分級保密體系，完善協議管理，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和經濟損失，并在遭遇侵權時善用舉證規則，從而確保自身在市場博弈中保持核心競爭力，實現長遠穩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