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民辦教育產業的蓬勃發展，對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教育品牌的引進已成為教育產業發展中的新亮點。引進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品牌已成為中外合作辦學的核心，也是帶動我國教育改革的方式之一。在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也明確了：“國家鼓勵引進外國優質教育資源的中外合作辦學”。前教育部部長周濟在解讀該條例時也指出：發展和規范中外辦學，核心是引進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

而在對K12階段國外教育品牌的引入過程中，我們面臨的不僅僅是一些跨文化的挑戰，也面臨著如何接納吸收其品牌下的產品和教學理念的問題。一方面我們需要保留國外教育優勢，同時還需要使國外教育品牌融入中國的教育體系內，進而確保中外合作辦學教育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其所長，而且不會使學生完全脫離中國教育，順利拿到相應學位。也因此，在最新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他的實施辦法等規范性文件中，對民辦教育下的國外教育品牌引進都做出了規定和要求，同時在具體的行政審批過程中，亦有相應的監管舉措。

依據現行有效的規范性文件，結合各地審批監管要求，筆者認為，在中國K12教育體系內引入國外教育品牌，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投資人在確定合作前給予重點關注，包括：外方知識產權的盡職調查問題，設立學校時中外合作下的審批程序以及審批層級，學校的核名規則，對外籍管理人員的限制性規定，以及課程引進和校本課程設置監管等問題。本文嘗試圍繞以上法律問題，結合實務操作經驗，進行分析。

根據外方與中方合作的慣例，在中外雙方完成基礎對接和考察后，鑒于品牌輸出方和引入方對彼此的了解不夠深入，通常首先雙方會先簽訂一個合作意向協議或是備忘錄（MOU），以固定雙方的合作意向，并安排達成正式合作前的關鍵事宜。基于此MOU，雙方啟動初步合作。在前期工作中，深度了解教育品牌持有方的知識產權信息極為重要，其目的之一是為了防止引入后出現商標等侵權糾紛，同時亦保證引入的品牌匹配預期的市場商業價值。通常，法律盡職調查以圍繞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為核心的方式進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獨立查證，以鎖定該國外教育品牌的真實性、合法性、可授權合作的范圍以及商業性價值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但此外，亦還有一些其他重點問題建議在此階段予以關注并調查。

不同于一般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是，對于國外的教育品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除了對境外知識產權的歸屬情況開展調查外，還需要在中國開展相應調查，不僅在于關注商標在國外注冊使用情況，還需要關注該商標是否在中國已經被注冊保護，以及已經被注冊保護的商標的使用領域限制情況如何。因此，相關工作亦涉及到中國律師和所屬國律師彼此協作提供法律服務。

在知識產權盡職調查中，還需特別注意的是品牌持有方是單一主體還是被多個主體共同持有，這涉及后續知識產權使用的授權協議的簽署主體問題。同時，需要提前查證該品牌是否在中國注冊，包括商標圖形、文字和其他特殊字符，以及如果未注冊被引入中國教育市場后擬注冊的中文漢語名稱等是否會存在潛在的法律風險和阻礙。

當做好前期法律風險的論證和識別，確定引入某一教育品牌后，怎樣獲得符合商業預期的知識產權授權，筆者認為還需要注意以下內容：

首先，我們應該關注到，被引入中國的僅僅是使用國外教育品牌中的商標（圖形/名稱），還是基于這種合作包括了品牌下的學校的運營理念、教學內容等相對深度的合作。

在我們服務過的案例中，品牌引進深度是前期商業談判的一個重點。一方面，某些國外品牌僅授權其商標，中方可以在一定協議授權和行政審批的范圍內使用這些品牌；另一方面某些國外品牌不僅僅授予其商標，還會要求參與學校的后期運營管理，包括學校管理層的選定、教師的招聘、學校課程設計等。故此，在前期準備引入國外教育品牌時，首先需要明確外方對教育品牌輸出的授權使用范圍。基于此，建議雙方對整個引入項目深度進行討論。在可行的情況下，建議中方要求國外教育品牌提供其“知識產權包”，并明確其可以授權中方使用的范圍，對合作深度的預期進行初步的介紹，并圍繞以上問題進行初步談判，以避免后期雙方就此基礎問題產生分歧，既耗費時間成本，又浪費機會成本。

另一個角度而言，充分了解合作雙方的商業目標，也是律師準確制定盡職調查范圍、深度的必然要求。這決定著對外方持有品牌相應法律權利開展盡職調查的具體工作方式、工作范圍、工作期限、交易成本、外國律師團隊的統籌調度等。

通常而言，感興趣中國市場的國外教育品牌大多源于國外一些運行良好、具有一定聲譽的學校，這些學校一般才是商標等知識產權的所有方。實際操作中，這些國外教育品牌機構為了避免其學校主體成為在中國市場的直接締約主體，往往會將自己的教育品牌授權給一個項目公司，再由此項目公司基于此轉授權給中方。故，在盡職調查中，除了重點調查締約方的存續情況、知識產權的歸屬外，還需要對被外國學校授權的項目公司的權利取得進行調查。在未來的轉授權中，還需要考慮是否需要品牌持有主體參與締約，以此保障締約的授權效力。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不同國家法律規定，學校可能以相對特別的法律主體方式存續。如若學校系品牌的持有人時，還需特別關注學校作為簽約主體的主體資格問題。

在簽約的實際層面，根據我所實踐經驗，締約時應當要求締約主體提供相關簽署人員的授權或締約權利證明文件。具體而言，若締約相對方簽字人員是董事，應當提供董事的登記證明和章程，相應章程中應該載明其董事的締約權限。若章程中沒有載明，建議要求對方出具有締約權限的授權委托書，且該授權文件需要得到有權主體的簽章。

故此，無論簽字方是授權方還是董事，在最后都應當回到締約方的簽約效力上。按照涉外合同簽署及糾紛處理的實操經驗，在盡職調查階段要求境外律師發表對締約相對方的章程和境外法律查明的意見，可以減少或控制未來發生糾紛時的成本。締約相對方為響應該項法律查明，進而提供的相關材料，包括成立/存續/授權等文件，在經過公證認證之后，亦可以作為未來處理爭端解決時當事人需要舉示的主體資格的證明文件。

大部分國外品牌在計劃進入中國市場時，都會根據其法律顧問的建議在中國注冊其商標。基于商標包含的地域性，這是非常必要的。故此，在盡職調查中除了對其境外知識產權的歸屬、授權進行調查外，還需要在中國開展相應調查。某些合作中，亦不排除合作雙方將采取在中國新注冊商標的方式，此時雙方需明確界定中文商標的注冊主體、商標權的歸屬、商標權的限制等問題。對于未來對民辦學校衍生產品開發有合作意向的中方而言，還應考慮外方持有的品牌是否在中國擴大了商標注冊的類別，以期未來產品開發的使用。

除上述三點外，我們認為，國外教育品牌引進的前期不僅僅是法律盡職調查，還涉及到商業談判重點以及如何提高談判效率、破除溝通障礙等，則不在此累述。

在完成合作初期的事項后，國外教育品牌的持有方和引入方在簽訂了初步合作協議（MOU），彼此已達成基本合作意向基礎上，確定正式引入教育品牌時，雙方通常需要再簽訂正式合作協議。此正式協議中，會對品牌的具體授權和使用情況、雙方合作的模式、中外雙方分別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中國成立的與該品牌使用權有關的公司，對學校的管理、學校內的人事等所有問題進行確認和細化闡釋。

在我國，引入國外教育品牌的民辦學校設立以中外合作辦學為主要方式。而《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明確規定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舉辦中外合作辦學。因此，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外合作限制性要求對比幼兒園和高中階段更為嚴苛，具體到每一類學校的審批也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

當確定引進某教育品牌申請設立新學校時，設立審批的程序應根據《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的要求，對K12中不同的階段分別向主管部門申請設立。基于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被《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明令禁止，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2013修訂)》第十二條規定：“申請設立實施中等學歷教育和自學考試助學、文化補習、學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由擬設立機構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審批。”由此可見，在K12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中，雖然不能介入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可以深度融入在學前和高中教育中，其學校設立的審批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

在學校的名稱方面，根據不同行政區域，命名與核名要求有不一樣的標準。例如四川省，根據2018年最新頒布的《四川省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使用的外文名稱應當與核準登記的中文名稱含義一致。”但是教育審批部門給予的解釋是學校名稱的注冊不可以使用英文字母、數字，所以注冊的學校名稱必須由漢字構成，可以將引入的國外教育品牌進行翻譯，用譯文漢字再進行注冊申請，同時在外國品牌持有方許可后，可以進行中文名稱知識產權的申請。所以，在學校核名的過程中，還需要關注當地的法律法規政策要求。

當國外教育品牌輸入中國時，品牌持有方往往期許自己的品牌能夠在其管理或監管中運作，他們希望該品牌可以在中國教育市場繼續開枝散葉的同時，不失去其品牌中的核心教學和管理理念。這也是筆者在相似項目談判中常遇到的外方要求。

當完成“籌備設立”階段，申請“正式設立”過程中，根據法律要求，需要提供新設立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章程、首屆理事會、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在實踐中，作為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對于外籍管理人員的設置和安排，監管政策規定外籍人士不可擔任在中國成立的學校的校長或副校長，故外籍管理人士對管理的介入主要是以在學校成立的聯合管理委員會或者二級學院或者項目部并在其中任職的方式實現。同時，在外籍管理人員的人數上，監管政策通常也會有限制，其管理人員數量不能大于中國籍管理人員。

國外品牌持有方他們輸入管理模式后，為配合其管理模式，通常要求將他們的教學模式、課程設置以及課本一并融入學校，已達到完整的系統輸出。但是我國所有學校在課本的選擇和使用中都有嚴苛的審批制度，需要通過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后才可以在學校使用。在對校本課程的審批中，我國教育法律法規對其課本的引入有著嚴格限制，特別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期間，其課程必須使用中國教育部統一的校本課程以及教學方式，不可以使用外方課本。而校本課程的審批不僅限于審批學校所使用的課本，同時也會對使用課本時的教學方式做基本要求，所以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使用教育部統一課本，以全英語授課的方式開展教學活動也是無法通過教育部門的審批。

中外合作辦學其商業價值點之一就是引入國外教育品牌下獨有創新的教育教學方式，包括課本課程的設置。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的規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舉辦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中國教育機構，教育審批部門需要對學校開設的課程和引進的教材內容進行審核，并將課程、教材清單和說明及時報審批機關備案。但《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仍要求按照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基本教學語言文字，所以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外的其他階段，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可以使用被引進的外國品牌的外國語言文字教學內容設置課程，但需要滿足審批、備案的要求，以保證國外教育教學方式的有效融入，促進中外課程文化內容更好地融合銜接。

綜上幾個方面的問題剖析，筆者認為國家一方面鼓勵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同時也在加強對合作辦學的監管。從國外教育品牌的選擇，到學校設立、管理團隊的備案、課程和課本的審批等系列的監管問題，雖然部分問題發生在合作前階段，部分問題發生在后段，但只有全面、充分地熟悉了解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指導民辦學校投資人與國外教育品牌持有方開展磋商談判，以及正式簽署合作協議，以確保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順利落地，通過審批，進而避免民辦學校投資人大量時間成本、人力成本、機會成本的浪費。

(作者：汪飛 / 廖雨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