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6日，“兩高”《關于辦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5〕13號，下稱《新解釋》）正式施行，同步廢止2015年及2021年的舊解釋。此次修改直面電信網絡詐騙、虛擬貨幣洗錢、跨境資金轉移等新型犯罪的挑戰。結合條文內容、辦案經驗、官方解讀及典型案例，從刑辯視角梳理六大核心修改要點及辯護應對方向。

   1     犯罪手段擴容：明確“其他方法”的邊界，應對隱蔽化犯罪

《新解釋》第1條的最大變化，是將《刑法》第312條的“其他方法”具象化，明確涵蓋“居間介紹買賣、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資金賬戶，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通過轉賬或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跨境轉移資產等”，尤其將虛擬貨幣交易、跨境資產轉移納入規制范圍。

這一修改直指當前犯罪手段翻新趨勢——如典型案例一中，安某某等人通過OKEX平臺將涉詐資金轉為虛擬貨幣轉移，此前因“虛擬貨幣操作是否屬于‘其他方法’”存在爭議，部分案件難以定罪。《新解釋》明確后，司法機關可直接依據該條款認定此類行為，避免因手段新穎導致的法律適用空白。

對辯護而言，需重點審查兩方面：一是行為是否屬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例如，若當事人僅提供常規資金賬戶，且賬戶交易無明顯異常，可抗辯其行為未達到“掩飾隱瞞”的實質效果。二是區分“正常民事行為”與“犯罪手段”，如貴金屬交易、廢品回收等合法行業，需結合交易價格、貨物來源、行為人職業習慣等，論證行為的正當性，避免“一刀切”定罪。

   2     “明知”認定細化：嚴格證據裁判，防止主觀歸罪

《新解釋》第2條延續“知道或應當知道”的認定框架，但新增“綜合審查判斷”的具體要素：需結合“行為人接觸的信息、經手財物情況、犯罪所得種類與數額、轉移轉換方式、賬戶異常情況，以及職業經歷、與上游關系、供述辯解”等綜合判斷，核心是避免單純依靠推定認定“明知”，為“不明知”的辯解留出空間。

官方解讀強調，涉銀行卡案件需慎用“明知”推定——實踐中部分案件僅因當事人提供銀行卡就認定“明知”，忽視其與上游犯罪的關聯程度、對資金性質的認知能力。如典型案例五中，一審法院以幫信罪定罪，抗訴后改判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關鍵就在于審查滿某某“在場操作轉賬、安排取現”等客觀行為，結合其“按流水提成”的獲利方式，認定其明知資金系犯罪所得，而非單純提供銀行卡的幫信行為。

辯護中可從三方面突破“明知”認定：一是質疑證據鏈完整性，如無聊天記錄、通話錄音等直接證據，僅以“賬戶流水異常”推定明知，可主張證據不足；二是結合當事人職業背景抗辯，如普通“卡農”對資金去向、上游犯罪類型不知情，可論證其主觀認知未達到“明知”程度；三是審查“推定明知”的合理性，如當事人與上游無特殊關系、未獲取超額利益，可抗辯其缺乏明知的動機與條件。

《新解釋》第3條、第4條放棄2015年解釋“三千元至一萬元”的單一數額入罪標準，改為“綜合考慮上游犯罪性質、掩飾隱瞞情節、后果及妨害司法程度”的綜合性標準，同時新增“配合追查上游犯罪起較大作用”的從寬情形。

這一修改既落實反洗錢國際標準（要求擴大打擊范圍），又避免不當擴大刑事打擊面。如官方解讀所述，對“數額小但情節惡劣”（如掩飾救災款物）的案件可定罪，對“數額大但情節輕微”（如近親屬間初犯、偶犯）的案件可不起訴或免罰。

辯護實務中，需重點挖掘從寬情節：一是法定從寬情節，如自首、立功、初犯、偶犯；二是《新解釋》第4條新增的“配合追查上游犯罪起較大作用”，即便當事人不構成立功，若協助司法機關鎖定上游犯罪嫌疑人、追回贓款，可據此爭取從寬；三是案件特殊性，如近親屬間掩飾隱瞞、為生活所迫實施輕微行為，可論證“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爭取不起訴或免罰。

《新解釋》第5條對“情節嚴重”的修改最具實務價值——首次按上游犯罪類型區分數額標準：

（一）上游為非法采礦罪等“定罪量刑標準較高”的犯罪，掩飾隱瞞數額需達500萬元以上，且具備“多次實施、掩飾特定款物、拒不配合追繳、造成250萬元以上損失”等情形，方可認定“情節嚴重”；

（二）上游為盜竊、詐騙等普通犯罪，數額達50萬元以上且具備上述情節，或造成25萬元以上損失，可認定“情節嚴重”。

這一調整直指此前“上下游量刑倒掛”問題：如非法采礦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數額標準為50萬-150萬元，若下游掩飾隱瞞數額10萬元就認定“情節嚴重”（舊解釋標準），會導致下游量刑重于上游，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新解釋》區分后，可實現上下游量刑均衡。

辯護中需把握兩大要點：一是對于正在辦理，尚未審結，被認定為“情節嚴重”的案件，應當適用新司法解釋重新認定是否屬于“情節嚴重”，爭取在三年以下進行量刑，從而實現寬緩結果。二是精準界定上游犯罪類型，如涉非法采礦、職務侵占等上游犯罪，需審查掩飾隱瞞數額是否達500萬元，避免按普通犯罪的50萬元標準認定“情節嚴重”。罪名劃分可能在后續發布的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進一步明確。

《新解釋》第10條明確“認定本罪以上游犯罪事實存在為前提”，但上游犯罪嫌疑人未到案、死亡或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不影響本罪認定。這一規則解決了實務中“上游未定罪，下游難處理”的困境。

典型案例四就體現該規則：朱某、劉某運輸非法采礦的海砂，上游采砂行為人未到案，但結合“涉案海域無采礦權、海砂無合法手續”等證據，可認定上游非法采礦事實成立，進而定罪處罰。

辯護中需注意：一是審查上游犯罪事實的證據是否充分，若僅存在疑似犯罪線索，無實物證據、鑒定意見等佐證，可抗辯“上游事實未查證屬實”；二是區分“上游犯罪事實”與“上游罪名認定”，如上游行為因證據不足未被定罪，但下游有充分證據證明財物系犯罪所得，仍可定罪，此時需重點審查下游證據的合法性與關聯性。

《新解釋》第11條區分兩種情形：一是單位實施本罪，按自然人標準對單位判處罰金，追究主管人員及直接責任人員責任；二是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私分的，按自然人犯罪處理。

這一規則可避免“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混淆”的問題。實務中，部分案件以單位名義實施掩飾隱瞞行為，但違法所得由個人私分，此前因定性模糊，可能錯誤按單位犯罪從輕處罰。《新解釋》明確后，此類案件需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更精準。

辯護中可結合該條款爭取有利定性：一是若確系單位決策、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可主張按單位犯罪處理，單位犯罪較之于自然人犯罪，對于自然人的處罰相對較輕；二是如擔任被追訴單位的辯護人，需審查是否體現單位意志并由單位獲利，若行為人盜用單位名義私分獲利，可為單位爭取出罪。

 結  語   辯護需緊扣“嚴密法網”與“寬嚴相濟”雙主線

《新解釋》的修改整體呈現“嚴密法網 + 寬嚴相濟”的特點：一方面，通過擴容犯罪手段、明確上游認定規則，擴大打擊范圍；另一方面，通過細化從寬情節、分級量刑標準，避免過度刑事化。對刑辯律師而言，需精準把握條文細節，結合典型案例，從“行為定性、主觀明知、情節認定、責任主體”等多維度構建辯護策略——既需警惕因法律適用擴大導致的不當定罪，也要善于利用從寬條款為當事人爭取最優結果，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平衡。

（作者：湯偉佳）